1952年2月19日凌晨，黄海上空笼罩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，一架C-46运输机如夜鸟投林般往北方疾驰而去。
机上除了十名美国机组人员，还有五个神局促不安的中国人：他们是不幸被俘的志愿军战士，被美国人策反，送到日本培训为职业间谍，这次的任务就是将他们空投到后方，潜伏待命、伺机破坏。
这是第十五次空投行动——之前的十四次空投中，三十四名特务安全落地，业务娴熟的美国人轻松地聊着天，不时发出杠铃般的笑声。
飞机静静地停在黄海北道谷上郡空域，一切正常，四名新手特务鱼贯而出，眨眼间消失在茫茫夜色中，最后一人名叫张文荣，他狠狠一咬牙，纵身一跃，忽然回手一甩，一枚手榴弹落入机舱，随着轰然巨响，夜空中绽放出一朵巨大而绚丽的烟花。
美军飞行员哈里逊上士反应还算机敏，及时跳伞求生，他和张文荣都被赶来的志愿军战士寻获。他虽是敌人，却主动为张文荣作证道：我们的飞机经过严密的检查，不可能失事，张文荣最后一个跳伞，机舱内就发生爆炸，结论只有一个，是他搞的鬼......
张文荣得以归队，重新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。
张文荣来自辽宁，全国解放前夕，他是成都陆军军官学校通讯科的一名学员，这也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批黄埔学子。解放军席卷西南时，三千多名师生宣布起义，技术人才张文荣也顺利成章地入伍，成为六十军180师的一名报务兵。
第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遭遇惨痛失利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张文荣被俘后押往位于巨济岛的战俘营，原来一百多名台湾特务正在战俘营里活动，看到他是黄埔出身，顿时如获至宝，百般劝说他“反正”，张文荣也就虚与委蛇，假意地应承着。
不过，他并没有被拉去台湾，而是拉到了东京。原来，美军相中了他这个报务人才，认为是不可多得的间谍苗子，派出教官悉心指导。数月后，他和另外四名学员换上志愿军军服，携带发报机、手雷、地图、指北针等装备，悄无声息地登上运输机——这正是他隐忍不发、等待多时的机会。
张文荣是幸运儿。此时，巨济岛上的战俘们正遭遇美军与叛徒、特务的残酷折磨与迫害，并不屈不挠地开展斗争。
巨济岛位于釜山西南的近海，历史上是流放犯人之地。美军在一条僻静的山沟里修建了十二座集中营，四周戒备森严，密密匝匝的铁丝网整整有五层，四个角上都有高达二十米的岗楼，夜晚巨大的探照灯如野兽出没，警犬狺狺狂吠，铁丝网外是昼夜不歇巡逻的坦克装甲车以及全副武装的流动岗哨，端的是固若金汤，莫说是手无寸铁的战俘，就是一支精锐之师，急切间也难以攻克。
战俘们以五十人为一组，硬生生塞进简陋的帐篷里，床是没有的，只能裹着破旧的军毯仰卧在阴冷潮湿的泥地上，不得交头接耳，不得东张西望，每人每日供应半小碗糙米，食不饱力不足，却需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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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夏季，八千多名志愿军战俘，包括四百多名军官陆续从釜山转运至巨济岛，被编为第七十二联队——战俘们的编制是经典的半岛模式，其实就是旧日本模式，联队下设大队、中队、小队。
从联队长到小队长，均由战场投敌的败类或者动摇叛变的原国民党官兵担任。
联队长名叫王顺清，人送外号笑面虎，本是国军阵中的中尉副连长，在著名的辽沈会战中毫无悬念地被俘，因他略通医术，得以混进三十八军，当了一名卫生员。
其实，他只是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的真面目，像虫子一样蛰伏起来。大军入朝后，他兴奋地意识到：逃离的机会来了。
第二次战役前夕，王顺清奉命和四名战士一起押送三名美军俘虏，他狡黠地转动眼珠，一边观察四周，一边以专业人士的口吻道：这两个美军伤得太重了，需要立即送到救护所，我认识路，跟我走！
王顺清在白皑皑的雪地里兜圈子，内心悄悄计算和美军防线的距离，猛然一摆手道：前方有敌人出没，你们在这里隐蔽待命，看管好俘虏，我去查看一下情况。
他贴身收藏着一张美军空投的“通行证”，终于派上用场，像是脱出牢笼的恶犬，狂奔到美军阵地前沿，远远地就将通行证举过头顶，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大喊：别开枪，我是来投降的！——为了取得美军的信任，他没有一秒钟犹豫就出卖了那四个无条件信任他的小战士。
副联队长名叫李大安，人送外号活阎罗，来自辽宁安东（丹东），日伪时期是一家汽车运输公司的学徒，善能驾驶各式车辆；国军进驻东北后，他被聘用为安东纺织厂的警卫，每日欺压工人，倒也过了几天逍遥快活的日子，可惜两年后解放军杀到，他跟着潮水般溃退的国军逃到沈阳，不知怎么的被特务机构看中，安排他返回安东潜伏。
李大安在解放区还是不改游手好闲的习性，结果因为偷自行车蹲了一年大狱，也找不到工作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谁知半岛燃起战火后，他凭借会开车的一技之长，居然被东北军区运输四团吸收，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奔波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。
李大安是吃不了一点苦的，所以在一次往后方运送伤员时，沉重月黑风高，毅然决然地掉头而去，投入美军的怀抱。
别看李大安贪生怕死，却生得魁梧结实，脸上横肉块块饱绽，一双三角眼不时流露出狠戾之色，真是当打手的好材料，美军得了这个宝贝，人尽其才地投入战俘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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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俘们来到巨济岛的第一课真的是上课。美军像模像样地开课办学，强制所有人参加，几位来自台湾的教师，其中一人名叫黄效先，正是淮海战场毙命的国军名将黄百韬之子，他眉飞色舞地大谈内陆如何暗无天日、台湾如何欣欣向荣，最后狂乱地挥舞胳膊，声嘶力竭地大叫：打回大陆去！
迎接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。特务们见怪不怪，嘿嘿冷笑道：咱们来日方长，记住，每次课堂的内容要复述，还要写心得体会！
接下来，战俘们开始上强度：血书与刺字。
李大安一手持匕首，一手持木棒，率领打手们闯入营地，将一份誓词丢在地上，大喝道：所有人在这上面摁血手印，快！
战俘们有的迫于淫威，只得照做，有的骨头硬不肯就范，李大安大怒，棍棒无情地落下，打得他们头破血流。180师的组织干事韩子健誓死不从，被打得晕死过去，败类们便刺破他的手指，强行按下手印。
刺字，是指在身体上刻画各种不堪入目的口号。李大安和二十多名叛徒为表示“忠诚”，主动在左臂上刺上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，战俘们不从的，便会遭到毒打和虐待，不断有人伤重而死。
巨济岛战俘营共有十二个联队，其中四个关押着志愿军战俘。第七十二联队由于叛徒和特务们的血腥镇压，深得美军的赞赏，被称作“模范战俘营”，就连堂堂的“联合国军”司令李奇微都慕名前来视察。
自从停战谈判开启，美方打着自愿遣返的旗号，对战俘们进行所谓的“甄别”。
1952年4月8日，甄别正式开始，只见一排凶神恶煞的美国宪兵在外围巡游，刺刀在阳光下闪着摄人的光芒，叛徒和特务们杀气腾腾地站成一堆，俘虏们呆呆地聚集在营地中间，惶恐地打量着他们。
王顺清面无表情地宣布：想回国的，现在就去大门口上车。
俘虏们骚动起来，迟疑地交换着眼神，却没人挪动步伐。良久，志愿军180师的文化教员林学逋一咬牙，一个箭步上前，嘴里高喊着：要回祖国的跟我走！
陆陆续续有超过二十人跟在他身后，一行人往门外疾步而去，忽然，特务们一拥上前，棍棒劈头盖脸地落下，俘虏们被打倒在地，推到审查室逐个审问。
王顺清恶狠狠地盯着林学逋，怒喝道：听说你父亲在乐山老家劳动改造，你哥哥是国军飞行员，已经去了台湾，你怎么这么不开窍，非要回大陆受罪呢？
林学逋愤怒地瞪了他一眼，冷静地回答：我的母亲和亲人在老家，我想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。
王顺清大怒，嘶声叫道：打！狠狠地打！
叛徒们上前拳打脚踢，林学逋倔强地喊着口号。李大安手持匕首抵住他的太阳穴，阴测测地问：再说一遍，你要去哪儿？
林学逋吐出一口血沫，拼尽力气喊“回祖国”，只见寒芒闪过，匕首已经刺进胸膛，李大安疯狂叫道：你到底跟谁走？
林学逋不肯屈服，依旧回答：生为中国人，死为中国鬼！
李大安连刺三十多刀，林学逋死不改口，只是声音越来越虚弱，终于倒在血泊中，壮烈牺牲。
李大安早已泯灭人性，残忍地剜出心脏，挑在刀尖上，恶狼般打量着鸦雀无声的俘虏们，脸上肌肉扭曲成一团道：谁想回大陆，这就是下场！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战俘们组织起来和敌人斗智斗勇。1952年5月7日，震惊中外的“杜德事件”发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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